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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并不是真醉,它在看似微醺的外表下,使出了一招“化骨绵掌”,把全世界的金融投资者们狠狠的灌趴下了。布什总统的言论也有可能是装傻充愣的烟雾弹。

另外一方面,所谓新兴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作为支撑,于是,华尔街的炒家们又盯准了石油这一套利介质,以推高其价格的形式从新兴国家手中大捞石油之财,吸收新兴国家在资源上的投入。投资者们逃离了房地产泡沫,转移了大量的资金,试图抓住石油这个救命的稻草。而他们的行为造成了石油的金融化。

(二)石油为何能成为金融套利的介质

  

正因为人类社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达到了金融经济的阶段,金融套利才越来越凸现出来,成为了石油价格高涨的真正原因。

那么,石油为什么成为了金融套利的首选介质呢?笔者认为,石油之所以能够成为良好的金融套利介质,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石油特殊的资源属性能够满足机构和投资人高价套利的愿望。

石油是一种深埋于地层之下的资源,其资源地位又非常重要,因而各种可靠信息严重缺乏,这无疑为加剧石油价格波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曾有美国学者认为“石油的前景一片漆黑”,问题在于,要对石油资源进行分析,首先需要有关生产、消费和库存储备的各方面数据。但是由于各种人为的和非人为的因素,目前我们所能够掌握的这些数据现在基本上都是不可靠的。于是,没有人知道石油的情况究竟会变得多糟糕,“世界石油市场并不比奥勒诺科的重油透明多少”。

而这,恰恰是机构和投资人所期望的——没有透明度就意味着可以用任何理由和借口来进行金融炒作套利。诸多解释油价的借口:“石油产能达到顶峰了”、“库存储备不足造成油价走高”、“供需不平衡,新兴国家的需求是促使油价高企的原因”、“石油涨价是个阴谋”、“闲置热钱流入推高油价”、“资源国家封存油田影响供给”、“地缘政治与反恐影响油价”、“文明冲突殃及油价”、“美元贬值拉高油价”、“战争热点区域的紧张局势推高油价溢价”等等,都不过是金融套利恶意抄作油价时可为所用的口实。当资金完成金融套利操作时,这些借口在市场转移后便什么都不是了。

第二,套利的冲程不断加大,是石油成为了金融套利的优选介质。从2003年开始,油价由从前的25美元之内一路飙升至147美元以上,试问除了黄金哪一种商品的涨价幅度能够和石油一拼高下呢?金融投机者们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一块肥肉,想尽一切办法搜罗可以继续推高价格的理由,“让多的更多”的马太效应在这时也更加淋漓的体现出来。

第三,与套利冲程加大相伴,价格浮动的振幅增大更为石油成为金融套利介质提供了条件。油价的波动从最初的几分、几毛逐渐增多,经历了在一元以内、一至二元间波动的阶段,然后又慢慢上升到在三五元之间震荡,并最终加大到十元。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刚迈入石油行业大门的笔者,眼看着油价在“美分”层面波动都已经心潮起伏了,哪里还敢想像油价会有一天一下子上涨十来美元。可是短短几年,当油价已经冲至近每桶150美元关口时,,人们谈论涨跌幅度的数量级已经不能和那时同日而语了。如此大幅度的变化无疑为“短时间、高强度”地实现套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也使得金融投机者们更加宠爱“石油”这个套利宝贝。

更重要的是,石油交易的投资门槛对一般的投资者来讲可谓高不可攀,从而更有利于大型机构投资炒作。简单来说,石油交易的投资和股票投资不同,需要一定的准入制度,要支付上百万美元的抵押金才能有交易资格,不是随随便便的“散户”都能参与其中的。小规模投资机构即使能够参与其中,也因为交易中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撑而望尘莫及。如此一来,便更有益于大型机构投资人进行操作。再加上石油不同于粮食等其他产品,其生产消费不受季节的限制,正是这些有利于实现金融套利的特点,让机构和投资人盯准了石油,不断的采取各种套利手段,将石油价格一次又一次地推上了高峰。石油不会发霉和受潮的质量稳定特性有别于粮食和棉花被选为最好的金融套利介质;石油的燃料性、原料性、耐用性等三大属性也决定了其成为金融套利的优良介质。

(三)金融海啸将使美国“丢车保帅”

就目前来看,次贷危机对于经济的威胁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资金的流动性使现金增多了,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次贷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信用差的人群中而是往信用好的人群中发展,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经济变差了,这也是最终石油的上涨炒不动的原因。

而更为严酷的事实是,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必将威胁美国国家信用体系。反思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其后果将导致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向欧洲的战略性回归,并可能希望借此挽救受到威胁的美国国家核心实力——美元印钞体制,或者叫美元造币发行机制。

次贷危机目前已经从无信用的或差信用的低收入阶层扩展到有信用的中等收入阶层。而次贷危机只表现了风险的表层,表面之下的全美社会性信用卡信用危机已经露出冰山一角。而更可怕的冰山希望永远不要浮现,那就是美国相关机构包括政府、银行、公司和其他社会机构及个人之间的所谓三角债务危机。

资本追求高回报所导致的危机有可能颠覆性的动摇美国的国家信用,而与国家信用直接相关的是美国的相关机构和公司信用。在这个信用危机构架基础上,美国经历了战争及流血的历程所打造的美元印钞机制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美元在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有可能由于此次次贷危机及其背后的信用危机受到威胁。美国人认识到资本高速回报的实践历程,在现阶段挤掉次贷危机支撑的房地产泡沫,全球范围内牺牲相关投资人的利益将是此局博弈中的“丢卒保车”的良方。倘若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则存在着“丢车保帅”的选择,这里说到的“车”指的是部分国际金融机构的利益,而这个“帅”就是由根植于美国机构信用的美国国家信用支撑的美元印钞机制。

然而,历史在此出现了回归性的拐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回归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老布什管理集团后备精英团队以此把小布什打造成为一个拥有伟大意识形态价值情怀的理想家。新保守主义的理想家们在掌权之初的实践中似乎忘掉了美国核心利益所在,曾试图与中国为敌,良策正议之时,拉登惊扰了他们的计划。于是梦醒时分仍旧不知所措的美国抛出了邪恶轴心的敌对同盟体系,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战争实践——炸阿富汗、战伊拉克、降射伊朗之箭几乎已上弓弦。然而,这一轮游戏并不符合美国一贯的战争游戏规则——理想的游戏规则是随着山姆大叔主导游戏的一声号角便有人呼应,有人呐喊,有人出人,有人出力,有人出钱。而唯独此轮战阿富汗、战伊拉克、备战伊朗,传统盟友并未呼应美国的号召,特别是没有人会为此埋单。战争是消耗真金白银的,消耗不动了就要透支我们上面所描述的美国国家信用,通过大量发行债券,间接实现融资,而信用的透支是有程度限制的,大厦欲倾,孤木难支,突破了一定底线,再好的信用也是会崩溃的。

三、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一)首先,我们必须面对目前中国的石油行业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因素

  

第一,由于长期的理论研究不够充分,在行业中的很多领域都产生了概念的混淆现象。比如,在石油产品的诸多属性上就出现了成品油、燃料油、耐用油等之间存在交叉模糊不清的概念,建议将其直接应该界定为原油和石油产品两个概念,按照其功能属性在进行划分。此外还有储备观念的划分,也十分容易混淆。

第二,在勘探开发方面,目前还没有多元化、创新、有效地使用外援,没有通过多元化技术服务外包等形式引进国际勘探强手,真正的与国际上最先进的勘探技术接轨。

第三,由于信息化力度的不足,国内石油行业信息严重不对称,常常会由此引起所谓的“油荒”,这种地域性的个别品种的供需矛盾,在信息建设完善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第四,在石油的物流上,我国自主旗证的海洋运输能力目前还不到所有进口石油需要运力的10%,这不仅影响石油贸易,更直接影响国家能源战略储备和安全。经纪体系的不健全,信息的不对称也大大阻碍了石油物流的发展。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的石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严重脱节,管理外汇资源的机构没有有效地介入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去,用美国印发的美元买入美国引发的债卷,再用美国设计的风险管理体系去管理这些有价证卷“纸张”的风险。应当采用“石油资源六元素”(资源、生产、服务、商贸、物流、金融)中的金融因素成为中国资源增值的有效因素。

第六,中国对马六甲海峡作为石油进口物流通道的依赖,中国对中东石油进口原料产地域的依赖,早为中国的石油能源安全埋下了隐患,但目前尚无解决良策。

(二)加强国际非主权资源的整合力

  

美国新总统人选将定,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远没见底,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形势很不乐观,美国的新利益发展空间可能出现真空和力量不足,中国完全可以因此与美国共同合作开发一些资源项目。比如在我国南海海域合作开发石油资源,以免越南加剧盗取我国的海上石油资源。

格鲁吉亚战事之后,俄罗斯在外交上非常需要朋友,中国可以为俄罗斯在南美的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北非的天然气开发提供市场;俄罗斯的东方石油市场战略应干立足于中国市场;中国西部大规模引进俄罗斯的天然气资源,均可使双方受益。

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的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给中国的海外投资提供良好时机。至于俄美均关注的通过格鲁吉亚连接里海和黑海的第二条石油石油管道,完全可以有中国公司与包括美俄在内的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建设,公正地按照国际法律规则运营。

中国应巩固传统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完成通过巴基斯坦连接伊朗的石油战略管道建设,使马六甲海峡对中国进口石油的瓶颈限制局部消失。

目前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做的石油资源勘探开发的努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勇参博弈——石油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

美元长期以来的负利率以及美联储为了挽救次级债带来的危机大量释放资金流动性,使大量的资金冲入国际原油市场不断推高油价。中国作为美国债券的持有者只能眼睁睁看着手里的债券贬值,而看着炒家拿我们的钱炒油把高额的利润收入囊中,然后再做为资源加工部落在购入石油时为整个操作过程埋单。与其如此被动,不如主动出击。

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540亿美元。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4月份中国外汇储备骤增了750亿美元,5月份增加了400亿美元,使得外汇储备总额达到1.8亿美元。鉴于资本流入远远超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国似乎正在接受巨额的投机性“热钱”。“中国的外汇储备似乎已变成吸收全球流动性的某种巨大的黑洞,”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表示。那么,我们为何不将这些为我所用呢?

以截止到2008年6月中国现有1.808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的损失是可以预知的。中国完全可以拿出1000亿甚至200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主权石油基金参与到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中选择多空进行金融套利。而操作的规模和时间由我们自己掌握。中国完全有实力在参与“炒石油”的过程中得到石油行业的话语权。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在上海、大连、香港等地的石油交易所成立之后,北京石油交易所也将在奥运会后正式营业。北京石油交易所2008年一期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550家商户入驻交易,数千家网上会员共享交易平台;2009年二期建成后可容纳1000家商户入驻交易。据悉,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中化集团、中国化工集团、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国有资源型大企业每年将向交易所投放500亿至800亿元的计划资源。并进行800亿至1000亿元的产品采购。

北京石油交易所将以石油、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为重点,主要交易方式有现货挂牌交易、竞价交易和中远期撮合交易三种形式。成品油交易尚未列入核心业务。据初步测算,预计北京石油交易所的第一年的交易规模为300亿至500亿元。北京石油交易所希望首先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石化产品的交易中心、信息中心和定价中心,然后影响到全国甚至是国际。增强我国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规则制定权和价格话语权。在博弈中,可以考虑收回中石化、中石油等公司的海外市场股份。倡导石油进出口GtoG(政府对政府)的模式。

加强经纪信息建设,成立第三方独立的由产业、金融、研究机构和政府的专家组成并有国家控制的石油进口决策机构。从进口石油理论研究及物流经营监管机制两方面进行严格的决策监管。在保证一定的运营利润的前提下,把进口石油的操作交给相应的公司进行。决策过程和操作过程全应纳入有国家和媒体共同监督的公开听证体系,在理论及操作层面对石油进口进行有效监管。

(四)首倡世界金融监管机构

在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美国国会和IMF也都已提出对石油的恶意炒作实施调查,并已经越来越积极地表现出愿与中方进行金融合作的姿态。在这样的良好合作气氛中,以中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力量,以及现阶段在美国已经实行的万元以上大资金流反恐监控技术作为支撑,倡导建立世界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可行性。

我们说,金融投机操作的关键并不是以往所认为的不确定性。投机是可以安排的,那些不确定性只是对外而言,投机操作的核心在于透明度。如果操作透明了,就没有投机性了。而通过世界金融监管机构,恰恰可以对现有不透明的交易体制、计价体制、金融套利、套利指数进行监控,透明机制能够有效监控不良的金融操作,减少其给石油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开始强调金融监管的措施。美国财政部早在2008年3月31日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金融监管蓝图》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以增强美联储的核心监管地位,加强监管权力。美国财政部发表申明,强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两大目的一是要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二是要保护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维护市场的稳定。

而这种监管是不是有可行性呢?

下面的例子证明了这种监管机制是完全具备可行性的。

据美联社洛杉矶报道,2008年8月,100多名以色列境内恐怖活动的受害者21日向美国洛杉矶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中国银行为恐怖组织提供转账服务。

起诉书称,中国银行不顾以色列反恐官员的反对,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转账数百万美元。原告代理律师莱特纳称,中国银行“在知情的情况下协助哈马斯和‘圣战’组织实施恐怖袭击”,并且通过设在美国的分行转账,这样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起诉书称,自2007年7月起,中国银行为上述组织提供了十几笔电子转账服务。这些钱先从中东存入,再转到中行在美国的分行,然后回到广州一家支行的户头,最后利用电子转账汇给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恐怖组织头目,用于“谋划、准备和发动恐怖袭击”。这些款项为上述恐怖组织在2004年到2007年间发动的恐怖袭击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整个资金流动的过程中的每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这说明以目前的技术完全有能力对金融大炒家们的资金流向进行跟踪。透明投资操作,让大家看到金融投机狼们的行动,即可使群狼狙击肥羊的案件减少,进而使石油或其他资源的可套利性降低,价格得到平抑。

(五)创新资源支付结算体系

美元的贬值是油价上涨的一大重要因素,单一的美元支付结算使国际石油市场过于脆弱。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石油市场的脑袋上要是只有美元这一根头发会是何等的悲惨!

从2000年萨达姆宣布放弃以美元作为石油结算工具转而只用欧元结算之后,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石油出口国在逐渐放弃美元这一支付结算工具。由此倡导石油计价的多元货币组合已经成资源支付新机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中国利用目前的发展局面,可以考虑以人民币、欧元、日元、卢布、卢比和美元等重要资源输出及输入国的货币为基础,由进出口双方开发新的计价公式和货币组合进行支付结算,打破原有单一的美元支付,以人民币争得支付结算中的一席之地。

近来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中俄之间已经就双边贸易结算采用卢布对人民币的交易机制历史性地达成协议。

(六)创新计价机制

现有的国际石油计价机制单一,使价格背离了反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本质。人类从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到资本经济,经历了“自产自消-易货贸易-货币交易-计价交易”的交易过程,单一的计价机制不能再适应已经变化的交易过程。

WTI计价机制因其极强的地域性和不可国际实货交易性,而具备极强的金融套利能力。资源加工部落和资源供应部落之间应调整倡导新的多元化的反映资源价值的计价机制,将现有计价方式转变为以BTU或大卡等纯热值计价或以可加工度计价等纯资源价值计价等方式,在计价方面更加强调石油的资源属性。

(七)中国特色的战略储备

在全世界石油进口大国中,中国是石油战略储备起步较晚的国家,因此面临着发展石油战略储备的巨大挑战。

战略储备应建立在系统精准的储备战略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石油战略储备是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笔者认为国家能源战略储备应包含资源、技术、物流等三个层面。从资源的层面分析应包含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两大部分。

储备战略首要强调的两个方面为保密化和多元化。保密自不必多言,由于战略储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其真实的战略储备量毫无顾忌的公之于众。西方国家的储备量公开通常是有目的的,通常是利益的驱使和市场的几个走向驱动。我们在前面说到,因为与炼油能力相关,公布储备的多少是很难量化和计量的,这也为战略储备的保密化提供了条件。多元化则可以用一个常用的“蛋篮论”来解释,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同样能源的战略储备不能只采用一种模式。

笔者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建议能源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制订能源储备战略。

首先,是理论储备。理论要强调前瞻性、创新性、实践性和建设性,使其在创新的基础上具备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是技术储备。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可以沿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新技术的开发,以提高能源产品的使用率;二是增强对于旧有矿藏、油田的再次开采技术,以提高产收率。

第三,是自然资源的储备。自然资源又可分为绝对的主权资源和相对的非主权资源。以美国为例,其在国外军事扩张的实际原因是其对于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其通过战争方式将别国的自然资源主权纳入自己旗下。再说日本,众所周知日本曾经进口煤炭填海,通过这种方式将原本不属于自己主权的自然资源变为主权资源,如果现有的煤炭使用率是18%,当煤炭的使用率达到50%时,1吨的煤炭储备将相当于现今的3倍。这样不仅将别国的非主权资源变成了自己的主权资源,更提高了能源的可利用率。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正是体现在其把相对的非主权资源整合为绝对的主权资源的能力。

第四,是实物储备。实物的储备中包含了物流和仓储环节。由于能源储备的特殊性要求对策上采用多元的仓储和物流方式。可以选择陆上、半潜和地下等多种仓储方式。仓库的建立可以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承担,国家可出台适当的政策鼓励民企建库,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像日本和美国学习开辟商业能源战略储备的新领域。同时这也是民营企业应尽的义务。运输方面,可以说每一艘油轮都是一个流动的海上浮仓,将石油能源产品由产地运向市场。这个过程中会衍生出套利的机会。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主权与非主权问题,目前我国只有十分之一的进口石油拥有主权运输,即利用中国旗证的油轮运输,其余的都在使用非中国旗证的外国油轮进行运输,一旦发生战争或紧急情况,没有蓝色海军的护航,油轮在别国海域被扣,将会直接导致战争失败。多元化的运输方式可以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中外分析家都曾强调输油管道的潜在战略利益。对中国来说,对输油管道的利用可有效降低海上石油运输的脆弱性,减少对西太平洋战略通道的依赖。

第五,是军事力量储备。由上述物流中主权与非主权的问题引出,加强蓝色海军的建设,提高军事保护的力量,才能真正保卫能源储备的安全。

第六,是经纪信息储备。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信息储备成为储备的最高级别。应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将能源储备的计量系统化、信息化,可以在高效率下提高其整体管理调度的可操作性。完善现代化的经纪制度则是提高资源储备效率,杜绝资源浪费,增加资源套利机会和抑制贪污腐化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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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媛春

童媛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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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源学者。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于1990年成为美国安然公司顾问,1993年成为美国安然国际有限公司首任驻华首席代表,1995年进入美国PVM石油经纪集团并在安然美国总部工作,1996年后长期从事国际资源研究,管理,贸易,投资和咨询工作。现任香港联中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拥有近二十年石油等国际资源领域业务发展与管理经验,十多年与世界超级能源公司合作开展业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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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6篇